国庆前夕，河南汝阳县大安乡的乡村医生张某，因为用菜刀替一位处于弥留状态(或已经死亡)的产妇做，而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行医的罪名刑事拘留。

    对于张某，我不知道应该是赞扬还是诅咒，因为那位产妇的死因还在调查中。然而，不管张某用菜刀切开孕妇肚子的那一幕令我们这些过着高尚生活的城里人觉得多么血腥，多么难以想像，但婴儿却因此得救了。在那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秋日黄昏，当张某对孕妇采取了人工呼吸、胸部按压等措施仍然无效之后，他能怎么办呢？他能够找到的只有一把菜刀!

    也许，我们的赞扬或诅咒都不应当指向张某，因为抢救一位的孕妇本来就不是无行医执照的他该干的事。我们继续追问只会让自己陷入尴尬：如果张某不出诊，孕妇和婴儿全都得死；如果张某出诊，等待他却是涉嫌非法行医的罪名。

    也许，更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不是张某的手术器械，而是为什么在总人口中仅占30%的城市人却消费了95%的医药商品？为什么80%的假劣案件都是在农村发生的？为什么从1990年至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2.2倍，而同一时期的门诊医疗费却增长了6.2倍，住院医疗费增长了5.1倍？为什么国内外的专家都认为由患者直接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最不利于人们健康的提高，而偏偏八亿农民的绝大部分却都是用直接支付的方式来购买医疗服务的？

    有学者预言，所有这些问题都会随着GDP的增长而自然而然得到解决，我们姑且相信这是对的。但在此之前农民怎么办呢？今年春季SARS肆虐的时候，不少地方的农民放爆竹驱邪，引来不少要提高农民科学素养的议论。可是，面对来势汹汹的SARS，对那些平时得病都只能靠干背、死挨、等死来对付的农民来说，在国家明确承诺要承担SARS患者的医疗费之前，还能指望什么呢？放放爆竹至少会得到一点心理安慰吧？

    中国农村卫生政策北京大学课题组的专家指出：恰巧是在GDP远低于现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农民享受到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那时的公社卫生院和赤脚医生能够向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初级卫生技术的指导，许多肆虐了多年的传染病都是在那个时期被控制的。而像这样著名瘟神的去而复归，却是在这个虽然水平很低却非常有效的保健网解体之后发生的。

    这一事实说明GDP的高低不是农村医疗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政府公共卫生政策的倾向性，才是最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