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情志，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人的七种情绪。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正如《养性延命录》所说：“喜怒无常，过之为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则将喜、怒、忧、思、悲、恐、惊正式列为致病内因。但在正常情况下，七情活动对机体生理功能起着协调作用，不会致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情志活动属于人类正常生理现象，是对外界刺激和体内刺激的保护性反应，有益于身心健康。

人的心理活动，中医学将其统称为情志，或叫做情绪，它是人在接触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人生中有重要价值，自古以来就被人类所注目。早在春秋战国乃至更早以前，诸子百家就有较精辟的论述。其中《管子》中的《内业》篇，可说是最早论述心理卫生的专篇。内，就是心；业，就是术。内业者，养心之术也。《管子》将善心、定心、全心、大心等作为最理想的心理状态，以这些作为内心修养的标准。具体地说是三点：一是正静，即形体要正，心神要静，如能这样，就有益于身心；二是平正，也就是和平中正的意思，平正的对立面，就是“喜怒忧患”；三是守一，就是说要专心致志，不受万事万物干扰则能心身安乐。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黄帝内经》，其心理保健思想要比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丰富得多，成熟得多。综观《内经》，无论是对身心疾病的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发病机制的认识，还是对身心疾病的诊断和防治，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已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如在形神关系方面，《内经》已认识到，形生神而寓神，神能驾御形体，形神统一，才能身心健康，尽享天年，要求人们做到自我控制精神，抵制或摆脱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此外，对于心理与生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个性心理特征的种种分类，对于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对于调神摄生的心理卫生等等，《内经》均作了原则性的总结，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见解，是我们研究情志保健的宝贵资料。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中畅言养生的重要性，同时责怪和痛斥时医、时人无视养生，是“举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准名利是务”，实在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劝导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理”。可见，关于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仲景当时已比《内经》作者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国时名医华伦，不畏杀身之祸，以激怒疗法治愈太守笃病的事迹，见于《后汉书》的记载而广为人知。他还“晓养性之术”，重视心理卫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专有“养性”之论，不仅整理了唐以前有关调神养心方面的论述，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道林养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对情志保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类致病因素中的一大类，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中，极为重视心理治疗，对于《内经》的“以情胜情”疗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还创造了“习以平之”等意疗方法。

明、清时期，心理保健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和特点，如《摄生集览》中提出“养神为首”，即虽然保养之法可数以万计，但养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与精神的关系方面认为，指出不寐与情志有关，倡导“入寐之法，首在清心”。在《遵生八笺》中还提倡鉴赏书画、文房四宝、各种花卉及游览、登高等活动，以陶冶精神，实为当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观点的理论之源，至今仍给我们以方法论启迪。

近年来，中医学中的心理保健思想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好的状态”。由于“人类已进入情绪负重的非常时代”，当代社会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心身疾患已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多发病和流行病。从现在疾病谱中的改变可充分说明精神致病的广泛性，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已经构成对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胁，而这些病的产生与社会心理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情志保健必须重视，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