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关之道、寿亲养老的文献，一般总称为（如《天隐子书》、《类纂》、《月览》等。）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既有系统的理论，也有十分可靠的实践经验，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一枝奇艳的花朵。

由于很重视，所以得享高寿者还是比较多的。曾据《中国医学人名志》加以统计，记载有年龄者共得149人（秦代的崔文子三百岁、后汉的葛越二百八十岁未计在内）。其中，80岁以下者42人，80岁以上者70人，90岁以上者27人，100岁以上者10人。最小者28岁，最大者103岁，平均寿命超过80岁。

近年来，泛论要旨的文章不少，但系统地讨论其发展的文献较少。现综历代有关著作，对学的发展简史分成四个阶段介绍如下。

1.先秦时期：广义地说，自从有人类时候起，在旧石器时诸如火的应用（熟食、取暖以及从而发明的灸等）、居住与服装的改善等，都与防病、延年有关。但时代湮远，论无实证，故不加详述。我国今存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最早的应推公元前十四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了（六千年前的陶器上有些刻划，已带有文字性质，但不成系统）。甲骨文上，已有一些生理（如女子乳房胀为母字，产妇临产先出水后儿头先露的毓字等）和疾病（如牙上生洞的龋字）的记载；也还有一些个人卫生（如沐、浴）与集体卫生（如大扫除称寇帚）的记载；在所载动植物（动物47种、植物15种）中，可能还有些可供药用者。总之，当时已有讲卫生与保健防病的萌芽思想。

《周礼》载有“食医”，并对各类饮食的寒热温凉（指服食）及四季的五味所宜都有明确的规定。春秋时，对的记载更具体了，例如：《左传》载医和治晋侯病指出是“近女室，疾如蛊”的结果，已经注意到房室起居对的关系，并对四时、五节、六气等与健康的关系引起重视。《古今医统》载范蠡有“服饮药饵”的办法，授术于孔安国等，“寿皆百岁，面如童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对学也有很大促进。老子、庄子一派提出“归真返朴”、“清净无为”的理论，并编制了导引、吐纳等一整套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例如：《老子》说“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庄子·刻意篇》说：“吹呵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这里包括两方面的方法：一是充分认识到吸纳新鲜空气，吐出废浊之气，才能维持生命，保健延年（此即吐纳、气功）；一是提倡运动，可以加强新陈代谢，促进机体各方面的机能（此即导引、按摩）。庄子所谓的“熊经鸟申”，向来没有实证。幸运的是，1975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导引图，描绘了四十多个姿势的图象，内中的“熊泾”（显见系熊经之抄讹）、“鹞背”（可能与鸟申同属一类），可以引为借鉴。此图中有一图，题为“信”上文已看不清，有人认为信即伸，其上应鸟字。但其图明为兽形，实不敢苟同。

管子认为“精”是气的物质基础，是人生命之源泉，故主张存精以。如《管子·内业篇》：“精气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此外，他还提出存精的具体方法：“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即节欲存精是也。《吕氏春秋》强调精、气、神和形体的统一，是生命的根本。如《尽数篇》说“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也”。老、庄主张“静”以养神可以长生；吕不韦却主张动，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肿、为风；处耳则为锔、为聋；处目则为蠛、为窒；处腹则为胀、为府；处足则为痿、为蹶”。吕氏还指出气不宣达与血脉壅塞都是不能长寿的原因，所以“作为舞以宣导之”。吕氏以外，子华子也是主动的，他认为：“营卫之行，无失厥常，六府化谷，津液布扬，故能长久而不敝。流水之不腐，以其游故也；户枢之不蠹，以其运故也”。孔子则主张要动静结合，如《孔子家语》载：“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夫”。

此外，诸子还都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提出“天人相应”的观点。例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但老庄是主张消极的顺乎自然的；管子则主张主动的与自然相适应，如《管子·五行篇》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至于荀子，则更积极地主张改造自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有“人定胜天”的思想。

先秦诸子的思想与实践，到了《内经》可谓来了一个大总结，它从医学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内经》对人的生长发育过程，有很精妙的观察与概括；对衰老、变老的机理，有很确实的认识；还明确提出“治未病”的观点，对预防病变、保健延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内经》对于的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提高防病、防老机能；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上古天真论》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是比较全面的概括。《四气调神大论》中，则更具体地阐述了四季的不同方法。此外，还记载了许多具体的术，如《异法方宜论》的导引、按蹻等。《内经》的理论，对后世影像很大；历代的著作，多数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后汉时期：秦皇、汉武，都是长生不老的热烈追求者。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称持有长生术的方士和得到的神仙，道家也得到很大发展，以后更益以佛家。于是，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之类之书，充斥天下。就拿《汉书·艺文志》来说，把医书列为方技类、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前两种合计18家，400多卷；后两种其数相若，可见当时影像之大。当然，这些书今日所见甚少；而且，我们也不能抱一概否认的态度，而要提倡沙里淘金的精神，去发掘其中的宝藏。

张仲景不但是个临床专家，而且也很重视，他曾抨击那些平时不注意摄养身体的人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救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至于具体的原则，他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曾提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等，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华佗不但是个一专多能的外科专家，他对学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主张积极的体育锻炼，认为是却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根据古导引法，创造出“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华佗坚持作五禽戏，“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吴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师徒二人，都是有道的光辉范例。

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也有专论，并已有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体弱，体弱则命短”。所谓禀气，即先天的禀赋，应与现代的遗传有关。

两晋至隋唐，佛、道两教盛行，也影像到医学。有些医学家，其实也就是道家，如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等。陶弘景的《延命录》与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都是学的重要著作。上层阶层炼丹、服石的遗毒，直至明代还时有兴者。对于神仙迷信之说，当时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张华《博物志》即用实例来揭穿方士的骗术，否定得道成仙之说，并提倡确有实据的长寿老人的长寿经验。嵇康《论》中婉转地提出神仙是不可学得的，主张从实际出发进行（如弃厚味、服补药、饮清泉、浴阳光、节色欲等）。颜之推《颜氏家训·篇》，以自己亲身经历教育后代不要学神仙，而要“爱其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温、禁忌食欲，将饵药物”，便可“遂其所禀，不为夭折”。

唐·孙思邈虽然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他毕竟是临床医学家，所以他的主导思想仍是实事求是的。他本着“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丐可行”以及“易则易行，简则易从”的原则，对之道作了具体详尽而又通俗的论述，叫人一看就会，而不似老庄之学那样虚无缥缈。他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既提倡食疗，又主张药治；既要求简朴，又注意卫生；既强调节欲，又反对绝欲。不但衣、食、住、行都谈到了，还专题讨论了保健；不但，而且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孙氏有道，并且身体力行，据说活到一百零二岁（有的考据认为百廿岁）。孙氏著作中有关的资料，是唐以前和他自己经验的总结，对后世影响很大，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后，附有《孙真人法》节文一卷；今存的文献还有《唐孙思邈卫生歌》和《摄养枕中方》两种，《千金》食治篇与养性篇，也有单独梓行者。

至今尚存的学专著，以这一时期为最早，有晋·许逊《灵剑子》、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隋·巢元方《巢源补养宣导法》、唐·司马承祯《天隐子书》、唐·施肩吾（栖真子）《辨疑诀》、唐·王焘《外台辑导引法》等，共十一种。其书佚存目者，尚有张湛《集要》、王仲丘《纂录》、高福《摄生录》、郭霁《摄生经》、斐煜《延寿赤书》、郑景岫《四时论》、穆殷《四气摄生论》等7种。

3.宋元时期：两宋、金元时期，学出现了流派争鸣，从而也推动了学的发展。刘河间在《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他认为：“故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指出当时常用的法如调息、导引、内视、咽津等，其机理在于调气、定气、守气、交气，起灌五脏和阴阳的作用。李东垣一本刘河间对气的重视，因人体之气主要来源于脾胃，所以在论时特别提出《脾胃将理法》。朱丹溪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作用，认为人之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因而在治病与上都以滋阴为主。朱氏认为随着年龄增大，其阴更衰；故病，更多由阴虚造成。由于对阴精的重视，朱氏特别强调节欲，提倡晚婚，著有《色欲箴》；还有《茹淡论》，主张老人饮食清淡，避免因“厚味”助“阴火而致毒”。金元四家以外，严用和倡“补脾不如补肾之说”，认为“肾气若壮，丹田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均见《方》）。严氏补肾之说，为后世广泛运用补肾法抗衰老，防治病和其他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的著作，今存者计有宋朝的11种：李昉《太平御览·篇》、周守忠的《类纂》和《月览》、佚名的《秘录》、蒲虔贯《保生要录》、姜蜕《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愚谷老人《延寿第一绅言》、赵希鹄《调燮类编》、陈直《奉亲录》。这一时期的文人学士对学也很重视，苏轼的《问》、《说》等（见《苏沈良方》）见重于时；其他如马永卿《攋真子·论》、陆游《诗》等。

元朝的专著，共有七种：丘处机（长春子）《摄生消息论》、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王珪（洞虚子）《泰定主论》、汪汝懋《山居四要》、瞿佑《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忽思慧《饮膳正要》。其中，《泰定主论》从幼年就开始注意，自幼及壮至老调摄有序，与今日所知变老过程是在到来以前很早就开始的论点暗合，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一些子集以至笔记文学中，也散见许多的文章。如宋·任元受、初虞世《老学庵笔记》中，有很多专治病的自疗。

4.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的学著作，唯心成分日益减少，日益切合实际。由于学受到医学界的重视，专著比较多，医学家中高龄的也比较多，前述80岁以上的107人中，明代即占86人。明代的专著甚多，因年代较近，大多今日尚有存者。仅按《图书联合目录》统计，即有六十来种，以冷谦《修龄要旨》、万全（密斋）《四要》、高濂《遵生八笺》、胡文涣《集览》、李士材《颐生微论》、龚廷贤《寿世保元》、《正统道藏书选录十六种》、《洪缏集刊书六种》、《格致丛书·书选录十二种》、《夷门广牍·书选录三种》等比较重要。

明代有些颇具影响的理论与实践，其实并不在专著之中。例如：李梃《保养说》力驳佛道二家唯心的说，认为《内经》的“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精神内守”是保养的正宗，提出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正思虑、薄滋味、寡言语等切实可行的法。张景岳在《类经》“摄生”类中汇集了《内经》的论述并加阐发。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地见于《治形论》，他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厌食人生观，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认为形是神和生命的物质基础。因而明确指出：“善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张氏以前的家多重养神，从未响亮地提出“养形”过，张氏此论确为创见。其实，张氏的养形还是重在精血，认为“精血即形也”。张氏常用温补药以养精血，成为继薛立斋之后地温补派首领。所创左归饮、右归饮，就是一补阳精，一补阴精，是防治病常用的名方。赵献可继承薛立斋、孙一奎之说，突出地发挥了命门的学说。他提出：“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者、治病者均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赵氏对许多病都用水火阴阳来概括，治疗则以六位丸、八味丸为主方。李士材的论点比较全面，他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分水火论治，后天分饮食、老倦论治。明末汪绮石《理虚元鉴》所称的虚劳，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病在内。他提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在防治方面，提出六节、八防、二护、三候、二守、三禁等理论，确有很大的防病治病、抗老保健的意义。六节以七情内伤为主：“其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平者，宜节忿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哀以养肺。”八防以六淫外感为主：“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

明代还有两个御医，龚廷贤和龚居中，对学也有一定贡献。龚廷贤《寿世保元》中不但有许多前人的理论，而且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寿的秘方，并把重要者编成口诀，所以流传较广。他还写了《衰老论》，对变老的原因作了专题研究。龚居中著有《万寿丹书》，分延龄、安养、饮食三篇，亦颇多发挥之处。

清代的学没有很大发展。有关著作大约有六十多种，以曹慈山《老老恒言》、汤灏《保生编》、叶志先《颐身集》等较重要。非专著的论述，要以徐灵胎与叶天士最为重要。徐灵胎虽是崇古尊经的学者，但在寿命问题上却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寿命在受生之时已有“定分”，这定分就是元气。寿命的长短决定于元气的盛衰，所以强调“谨护元气”是、治病首先要注意的事。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了三百多例病的治验，并提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六十以后以“肾虚”为主。叶天士对一些病的病机，常有精到的阐发。如认为中风是“高年水亏，肝阳升逆无制”、“有年下亏、木少水涵，相火内风旋转”，并据此提出“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动变”的著名论点。对一些病的治疗，除着重阳明与肾以外，提出“久病入络”的新理论，为病开拓了活血化瘀的治疗途径。方面，他认为“颐养功夫，寒暄保摄，尤当加意于药饵之先”，还特别强调戒烟酒。

曹慈山（廷栋）的《老老恒言》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并参阅三百余家有关的著作，从日常生活琐事、衣食住行等方面，总结出一套简便易行的方法。还根据人脾胃虚弱的特点编制了粥谱，以“备之颐养”，各种粥有百种之多，既有平时保健之粥，又有病时治疾之粥，可谓集粥之大成。

清以后，在学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有关著作虽也有六十来种，多属陈陈相因之论，已成强弩之末了。至此，我国现存有关的著作共两百多种。到金元为止仅29种，明以后有一百八十多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对人的关怀与国际上学蓬勃兴起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学与医学也承学的余烈，得到很大发展。展望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深信学必将更加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