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摄影师瓦尔特像拍记录片一样，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在死亡线上徘徊的人们。

　　一位治疗过无数病人、挽救过无数人生命的医生，临终前经常被噩梦吓醒；

　　一位音乐家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他的亲人，而是家里那只陪他度过多年的狗；

　　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女孩因为母亲遗传的艾滋病，在漫长的住院期间，只是想回到家里，跟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

　　一位敬业的警察因为长期值夜班，只能在白天入睡，梦中也会大喊“站住！别跑！警察”；

　　一位前政府官员在国家统一后失业，原先享受的高福利没有了，不由得怨声载道，一个劲地发牢骚；

　　一个曾在纳粹军队服过役的老人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对瓦尔特的拍摄心怀警惕，决不提及自己的那段历史……

　　这一组图片是在欧洲引起轰动的“死亡肖像系列”，由德国摄影师瓦尔特拍摄，记录了一些人的生与死，他们中有科学家、官员、警察、作家、银行家、医生、农场主，甚至还有几岁的孩子和刚出生的婴儿。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年龄有何差异，摄影师对他们的记录无一例外地是两张照片：一张记录他们活着时的状态；另外一张则是他们死亡后的表情。在这些人的脸上，有不甘心、平静、满怀希望，也有绝望、放弃、哭泣、害怕，还有深深的哀伤。

　　摄影师的拍摄动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二战中面对死亡时的惨痛经历。

　　在这组图片中，瓦尔特使用对比手法，表现人类在濒临死亡时的精神状态。编辑成册的图片在欧洲展出销售时，一销而空，接连再版，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是这组作品却获得了包括ADC金奖和荷赛银奖等纪实摄影方面最高奖项，瓦尔特也被评为德国年度肖像摄影家。

　　《死亡肖像》并非是瓦尔特有意为之。“有趣的是，在我刚开始拍新生婴儿时，我发现新生婴儿的脸上表情都很恐怖，而人在死亡前后的脸上表情却很安详。德国以前有一个传统习惯，在人死亡时会做一个面具，这些面具的表情很安详，这给我很大的震惊，为什么人从出生到死亡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从拍摄新生的婴儿开始，瓦尔特开始拍摄那些濒临死亡时人们生前死后的状态。这样的工作是漫长而艰难的。瓦尔特开始频繁地往医院跑，跟那些濒临死亡者的家属和朋友交谈，告诉他们自己的摄影目的，给他们看自己的摄影作品，在征得家属同意后，瓦尔特再和濒临死亡者握手交谈，征得他们的同意，与他们签订合同。

　　在准备工作就绪以后，瓦尔特把自己的床铺搬到了病房，和这些被拍摄者们住在同一间病房，和他们聊天、拥抱、握手，给他们喂水。

　　“我跟他们聊对死亡的看法，聊彼此的经历和家庭，聊他们死去的亲人，对已知自己时间不多的他们来说，我是最好的倾听者。他们把藏在心底一辈子的秘密告诉我。在给他们拍照片的同时，每天晚上，我就把他们的故事用笔记录下来。”

　　拍这样的照片需要耐心和毅力。拍一个人的过程有时候长达一个月，有时候是一个星期，有时候是两三天或者更短的时间。“机器始终架着，相机装满胶卷，电池都是新的，你要做的是根据病人的行动和表情，按动快门。”

　　就这样，瓦尔特的工作持续了6年，用相机记录下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和死。在展览和出版作品的时候，瓦尔特把一些人生前的照片和死后的照片并列在一起，每张照片下面都用文字描述了被摄对象的一生。这样的编排给观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在等待一个信号

　　劳尔曼是公司经理，典型的工作狂，“从来没有想到疾病这回事。”然而有一天，他从公司出来时突然晕倒了。他当时还想，这真是太可笑了。可没过多久，他竟然又晕了过去，这才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经医院诊断，是无法医治的脑肿瘤。

　　从此之后他不再照镜子，整个身体非常虚弱，头发也在一次化疗之后掉光，后脑勺突起一块大包，用手指就能量出它的大小，那是肿瘤转移的症状之一。他的肺、大脑、肾脏都有癌变，运动机能开始退化，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他不想谈论死亡，反倒更愿意回忆他的生活：如何度过1968年的欧洲青年革命；从德国的家乡小镇冲到巴黎的革命中心；波德莱尔、街斗、革命、女人等等。他愿意过一种疯狂荒唐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他总是时不时地切断生活中的所有关系：家庭或者朋友，从不后悔，也不害怕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会很快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