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古蒙仁开始体会到卡夫卡小说中，一夜醒来变成一条虫的那种恐惧。「人到40，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总会感觉到此身已非我所有。我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个体，同时也是太太的先生、儿子的爸爸、父母的儿子、乃至于社会的一枚小螺丝钉，自己还没有开始转动，就要被背后的多重力量逼着转动。」

    40岁，当你发现头发愈来愈少，再怎么擦还是那么少时，你就知道中年来了。

    熊立德就这么不自觉地踩着油门往前开，这是他几年来每天都必走的一条路，只是忽然间，他像是从梦中惊醒：「嘿？我现在到底在哪里，这个地方好熟悉？我要往哪去？」过了好一段时间，他才发现，他是在往上班的路途上。

    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已经不只一次了。42岁那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生活忽然像掉入深渊，自己变得彷徨、无助而任性。

    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开始衰退，脾气开始变坏。回到家里以后，总是无端的闹情绪。每次儿子看到爸爸发脾气，就会一溜烟的躲到房里。熊立德伤心地发觉，在家里跟他关系最密切的竟是电视机的摇控器。回到家还没吃饭，熊立德就拿着摇控器不停地转。看到一点点小东西就不自觉地很感动，很想哭。他变得很脆弱、很情绪化、很忧郁。

    没有答案，找不到出路。许多郁卒的中年男人，也许就这么不知不觉地郁郁以终。

    熊立德的经历，其实发生在许多中年男人的身上。 如果说，女人的更年期是荷尔蒙惹的祸，那男人的中年危机，又是怎么一回事？

    男人的第二个青春期

    40岁以前的男人，一直是在社会的价值期望中长大：事业的成就肯定他，家里的妻小依赖他，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男人，有「价值」的男人。40岁以后，许多客观环境的转变，让男人开始面临了自我价值的危机。

    走过中年的风暴，熊立德回想起那段经过，觉得自己当时就像是一个失去目标的小男孩，「我常常像小孩一样倒在我太太身上哭泣，对自己失望到极点。」

    事实上，熊立德那时刚刚获得公司的升迁，接下了更大的责任，事业正处于高峰，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对自我的价值产生了怀疑。

    他慢慢觉得工作没什么大的挑战，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激起他的热情与新鲜感。工作上的失落，回到家里又是另一种寞落。小孩和太太不再像以前那么需要他。他开始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而往前看，「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上爬？我是不是还甘愿在未来的二十年里面就一直不断地在重复这样的工作？」。

    男人为何不诉苦？

    时间的紧迫感，不容中年男人任意挥洒，如果要在人生的中点站转变，就必须快速的换档、加油。千头万绪的决定，重压着想要转变的中年男人，但男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说出心事，千万重担，只有往肚里吞。台大精神科医师王浩威，曾经如此描写过台湾的男人：对「酷」的男人来说，这种文化是无能处理情感的另一面。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是如此的无能，索性就彻底酷到底，拒绝了，也逃避了任何更进一步的情感接触。……台湾的男人不懂得如何去和父母或妻儿聊天，整天的「酷」或「权威」，只是一点一滴的压抑自己的烦闷与不安。

    男儿有话不轻谈，使得他们在面临心理危机时，有着比女人更深的孤独与恐惧。曾经对台湾的中年人有过深入研究的政大心理系教授李良哲就感受到，男人有苦比较不会寻求社会支持，而男性的人际网络也通常比较具有功利性，当利害关系不再有用的时候，友谊就断了。不像女性比较容易有知己，谈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