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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每个人，在思维、感觉、情感、行为等方面，有时候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或者说，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病态。但是人性是脆弱的，如果这种异常状态超过一定的界限，如出现痴呆、缄默、木僵、幻听、多疑、妄想，甚至萎靡、谵妄、不食不眠、惊厥抽缩、排泄失禁、定向失调、行为紊乱、恐怖性错觉、惊叫哭闹，直至狂暴凶杀，而且反复发作，循环发作，则属于精神疾患的症状，而这类症状的主体——病人，都往往会被他人视为自己的异类，因而往往不把他们当一般的人看待，不是看作作践害人的恶魔，就是看作低人一等的贱民，或者就像对待家畜和野兽那样对待他们。从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之后的一千多年里，特别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家们记下了一件件这种人对人的极端冷酷的事例。

　　古代的人相信，人的一切疾病的产生，都是由于有恶魔扰乱，治疗的唯一办法就是“躯魔”。《圣经》里写到，古代以色列的第一代国王扫罗患了精神病，是由于“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每次恶魔降临时，都有人拿琴弹起来，把恶魔赶走。这就是所谓的“驱魔”或叫“祓魔”。

　　《圣经》的教导一直为人们所继承。渐渐的，“驱魔”或“祓魔”的办法也不断增加、不断变化。最常用的办法是施行一种仪式，例如，在一定的仪式上，使用认为魔鬼天性恐惧的基督教十字符号，同时象征性地用吹气来祓除妖魔，或用圣水，或诵念圣经，或使用圣人的遗物，以及以上帝的名义命令恶魔离开。还有，据认为，朝拜圣地也能达到“驱魔”的目的。此外就是捆绑、鞭笞精神病人，尤其是女性精神病人。用此类手段来驱逐恶魔。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大众的心目中，相信意志自由是上帝之所赐，意志失常——发疯则大抵是由于恶魔受神或妖巫派遣进入人的体内的结果，而女人是最容易受魔鬼影响的。于是，这样一来，欧洲差不多有三百年掀起一场审判女巫的浪潮，使成千上万被认为妖巫的人，大多是女子，在成日成夜的酷刑和逼供中，承认自己是“妖巫”，终致被烧死或绞死。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里，时时出现一种所谓“愚人船”(Narrenschiff)的意象，“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同的是乘在船里的大多都是精神病人。那时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常常描绘这种奇特的“醉汉之船”缓慢地行驶在莱茵河区或费勒米什运河的平静的水面上……这并非是艺术家的虚构或空想。

　　那个时期，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从许多城镇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城镇都要定期驱逐那些精神上有缺陷的或者疯癫的人，不管他们是本地人还是来此游荡和探亲访友的暂住者。当局设法租一艘船来遣散他们，或者转手把他们交给海员、水手和商人、香客带走。档案材料记载，十五世纪上半叶，纽伦堡已登记的六十三名精神病人中，有三十一名被驱逐；在以后的五十年里，又有二十一名强行被遣送。这还只是已为城镇当局拘留的疯癫病人，还有在街头临时抓住之后立即遣送的。这种遣送的结果常常是还没有等到规定的时刻，船员和水手们就提前把这些令人厌恶的受难者赶下船。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同情之心。更有甚者，这些遭驱赶的人，常常会受到鞭笞，目的是使他们不再返回，如果有谁对这种警告不予理会，就会第二次遭到更重的惩罚，常常是棍击棒打，因为人们相信这是惩罚渎圣罪的通用形式，对待疯子会特别有效。事实上，这种鞭笞也已经成为放逐和驱赶疯癫病人的一种手段了。

　　不错，并不是所有疯癫的人都被驱赶和遣送离开城镇，事实上欧洲各城镇都专门建有“疯人塔”(Narrturmer)或专供疯人生活的单人房，疯人们也常被集中在医院里。巴黎几个著名的医院(the Hotel－Dieu,the chatelet de Melun )都为疯癫病人另设专门小房，埃宾的条顿骑士医院设有“疯人院”(Tollhaus)，爱尔福特的格罗兹医院所设的叫“疯人棚”( Tollkoben)。伦敦伯利恒圣玛丽医院一四○三年入院的名单上，记录有六名“丧失理性的”男人。

　　千万不要认为，病人一旦收进了医院，就万事大吉了。事实是，这些疯癫病人只是被关押了起来，而根本得不到任何的治疗。俗称贝德兰姆( Bedlam)的伦敦伯利恒皇家医院建立于一二四七年，是英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但这家医院同样还以对待精神病人异常残酷野蛮而臭名昭著，以致“贝德兰姆”这词竟变成为“可怕的精神病院”的同义语，英语中的一个普通名词。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不断的战争，大屠杀，恐怖事件，还有瘟疫等等，把社会搅得一片混乱，这对皇家国王的统治自然是一个威胁。他们感到，要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使社会保持稳定和秩序。这就预示着要对一切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人，采取强硬的、严厉的态度，最好是使他们与社会隔离。日益增强的理性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加速了这一进程。试图通过解决无秩序来建立社会秩序且又实行得最有系统的是法国，这项措施以一六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皇家诏书为开始，该诏书提出要在巴黎建立“总医院”( I''Hopital General)。

　　建立“总医院”的根本目的是清除街头的穷人和其他妨碍秩序的闲散之人，把他们转化为稳重的劳动者。但是在当局看来，非理性的精神病人要比任何一个影响社会秩序的人都讨厌，因为这些人是不可教的，因此，在这个所谓“大禁闭时期”( The Age of Inacrceration)中，精神病人就与穷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业青年等一起，被扫荡进这种新型的“总医院”里，占所有被逮捕者的十分之一，是最有可能要无限期地被“禁闭”在那里的人。

　　总医院并不是一所医疗机构。只要想想，在这里共收容了六千人之多，可是仅配备一名医生，就可以知道了。据一些参观过这类机构的人说，被禁闭在比塞特医院和其它类似的单人牢房里的精神病人，房门都被关得紧紧的，门旁只有一个安了铁条的小洞口透光，食物就从洞口的铁条间送进去。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就只有一条草垫，他躺下时，头、脚和身体都紧贴着墙，入睡时浸泡在墙壁上渗出的水中。萨尔佩特里埃里的精神病人的住处是与阴沟同等高度的牢房，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袭击，有的病人的脸、手、脚都被老鼠咬伤。这些病人通常还被铁镣锁在墙上或床上，或者再加一条长长的铁链通向室外，病人在室内虽然可以活动，但却受到室外的控制；有的病人脖子上还被套上链条，锁在天花板或地板的活动铁棒上……与“总医院”类似的机构不仅在法国建立不少，到大革命前夕，在欧洲各国也先后普遍建立了起来。在德语国家，汉堡、巴塞尔、布雷斯劳、法兰克福、柯尼斯堡、莱比锡、哈雷、卡塞尔等地都建有名称不一、实质相同的“总医院”。在英国，禁闭的历史更长，早在一五七五年，就建起了“教养院”，然后又在布里斯托尔、都柏林、普利茅斯等地建起“济贫院”、“感化院”等同样的机构。这样，正如有关的著作中说的，“经过几年，整个网络已遍布全球”。精神病人在这类机构里不仅遭到肉体上的摧残，还被当作展览品向公众展示。有一位外国旅行者报道说，比塞特把精神病人“像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展示给那些愿意付出一枚硬币的头号傻瓜观看”。十八世纪初，伯利恒医院每个星期天也都展览院里的癫狂者，收费一到二便士。据统计，在英国，每年从这种展览中收入四百英镑，表明每年高达九万六千的参观人次。

　　精神病人遭受的不人道待遇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对待精神病人的这种极不人道的情景，著述呼吁，倡议法案，但均未能达到有效的作用。直到勇敢的菲利普·皮内尔站出来，才使精神病人的境遇开始发生改变。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__1826)生于法国南部的拉瓦尔，一七七二年在图鲁兹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去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学作进一步研究，然后于一七七八年来到巴黎。

　　皮内尔有一位朋友患有精神病，一次发作时逃进了大森林，结果被狼群吃了。这位朋友的死使皮内尔深受震惊，他下定决心献身于精神病学的研究，很快，他就成为这方面的一位专家。一七九二年，皮内尔成为比塞特的一名医生。在看病的同时，他私下走访被禁闭的精神病患者，发现他们中许多人都被锁住，遭到像野兽一样的对待。他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他把自己与这些精神病人接触的经历以及治疗的设想都写进了他一八○一年在巴黎出版的专著《有关精神错乱或狂躁症的医学哲学论文》里。在此书和他的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疾病的哲学分类》中，皮内尔确信疯癫病人是确实有病，而不是简单的怪异或邪恶，更不是因为什么魔鬼附身；他一方面论述了精神紊乱即是脑部的紊乱才引起人格的紊乱，同时又在概括人道主义运动的时候，着重指出要减轻患者的痛苦。皮内尔的工作一扫以往对待精神病人的旧观念，使疾病和魔鬼学截然 #p#副标题#e#裂。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精神病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与精神病人的接触中，皮内尔深信，精神疾患的发生是患者受到社会和心理的过分压力的结果。于是他考虑，应该设法使这些可怜的人摆脱锁链的束缚。

　　这正是“恐怖时期”的最高潮。大革命中负责人犯和医院方面的三执政之一乔治·库东(George Couthon)是以严厉闻名的，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中猛烈抨击温和的吉伦特派的议员。发表演说时，他要求杀绝共和国的一切敌人。皮内尔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面见库东，说要对治疗精神病人作一项实验，因为如果实验失败，是很容易被看成一项政治阴谋的，这就可能威胁到皮内尔自己的生命。库东跟着皮内尔到了精神病人所呆的牢房，看到其中不少已经被锁了三四十年的疯子之后，库东不无惊异地问皮内尔：“公民，你寻求解放这些牲畜该不是疯了吧?”皮内尔镇静地回答说：“公民，我确信这些人之所以难以驾驭，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自由的权利。”“那好，对于他们，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库东答应了，但他随即警告说：“不过我担心你可能成为你自己所提出的假设的牺牲品。”命运帮了皮内尔的忙，使他将治病与政治分离开来。

　　一七九三年，皮内尔先是在比塞特谨慎地挑选了一些他相信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实验，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于是，大部分病人都予以释放。另一些病人在治疗中有足够的改善，也给解除了镣铐，获得了自由。还有一些病人，特别是具有攻击性的疯癫病人，虽然还得监禁控制，也尽可能给以人道的对待。在这一工作中，皮内尔为自己与精神病人的感情交流而感到极大的愉快。他深深感受到，“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谁会比大多数有幸处于康复阶段的精神病人更值得令人爱，更加温和，更充满情感和更忠于职守”。

　　皮内尔在比塞特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在萨尔佩特里埃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那些病人。他又收集整理和出版自己这种治疗的资料并介绍给自己教授的学生。

　　皮内尔最著名的学生让·埃丁涅·多米尼克·埃斯基洛(Jean－Etienne－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亲眼目睹过好多这类“总医院”、收容院、教养院，对精神病人的遭遇也深表同情。深受震惊的埃斯基洛满怀激情地这样写道：“……那些不幸的人们手铐脚镣地与犯人一起被禁闭在地牢里，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这些缄默的精神病人比犯人所受的待遇更坏。”埃斯基洛根据自己直接的观察，坚持与他老师一样的看法，即认为精神病是由社会和心理压力造成的，他还注意环境对精神病的治疗的重要性。埃斯基洛相信，收容所本身应是一个“治疗机构”，收容所里的一切活动，连同它的活动背景，例如院所建筑和一切场地都应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埃斯基洛在一八二六年继承皮内尔担任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主任医师后，进一步发展了皮内尔的诊断和治疗技术，确立了新的精神病理概念系统，他在努力使精神病人得到人道主义治疗的总的历史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皮内尔的开拓工作之后，除了埃斯基洛之外，还应提到美国费拉德尔费亚的本杰明·拉什，德国柏林的克里斯蒂安·雷伊，英国教友会教徒威廉·图克，特别是美国的多萝西娅·琳德·迪克斯，在为精神病人获得人道待遇，在对待精神病人从冷酷到仁爱的历史进程中，冒着巨大的风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