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e#

　　亲子鉴定市场红火，婚外情调查方兴未艾，婚姻分析师设计婚姻，离婚公司“造福”他人……离婚经济正在进行。

　　就在几年前，哈尔滨一家酒吧打出“离婚者俱乐部”的旗号，曾经遭受广泛非议。但如今，离婚经济已经在全国风靡一时。

　　亲子鉴定成了有力证据

　　今年3月24日，重庆市开县法院对一起离婚案作出判决，妻子徐某被判返还丈夫胡某小孩抚养费、医疗费、亲子鉴定费等共16900余元。1997年，开县汉丰镇的胡某与女教师徐某结婚，婚后不久，胡某便发现徐某有外遇，夫妻之间因此多次发生争吵。1999年6月，儿子降生。2003年6月，因妻子“老毛病”复发，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胡某怀疑4岁的儿子不是自己的，随后起诉提出离婚，要求妻子将儿子带走，并返还他曾付给儿子的生活费、医药费等33000元。徐某表示同意抚养儿子，却不愿“赔钱”。经胡某申请，开县法院委托重庆医科大学法医验伤所进行了亲子鉴定。鉴定表明，4岁的儿子并非胡某亲生。于是，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与重庆这对夫妻分手的原因异曲同工，广东一对夫妻是在结婚11年之后因亲子鉴定而劳燕分飞的。1993年3月，廖某与李女登记结婚。同年8月4日，李女生下一个儿子。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廖某发现儿子的长相越看越不像自己。2003年10月21日，廖某带儿子到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养育了10年的儿子确实不是自己亲生的，遂愤而诉至花都区法院，要求与妻子离婚，并诉请法院判决妻子赔偿10年来为抚养“儿子”支出的3.6万元抚养费和10万元精神抚慰金。法院准许廖某与李女离婚，并对夫妻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因孩子不是廖某亲生，廖某对小孩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离婚后小孩的抚养费由李女自行负担。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和人均生活水平，判处李女赔偿1.2万元抚养费、1万元精神抚慰金和3020元亲子鉴定费给廖某。

　　在做亲子鉴定的案例中，上述两对夫妻在亲子鉴定后离婚并据此索赔的并非个案。由于亲子鉴定结果算得上是离婚和索赔的最有力证据，正在成为当前社会相当普遍的现象。据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研所统计，做亲子鉴定的3成人意在索赔。而由于婚姻关系的脆弱、婚外性行为的增加和非婚生子女情况的频繁出现，要求通过亲子鉴定来验定血缘关系的需求越来越强劲。来自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研所的信息显示，他们今年所做的亲子鉴定数量已是过去3年总数的3倍，而每天打进电话咨询的人数还有40个。相关人员都表示，如果不是受到亲子鉴定需要几千元经济能力的制约，更多徘徊在亲子鉴定门口的人会迈进这个门槛。

　　据介绍，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研所为一家三口做亲子鉴定的费用为3300元。这样的报价，在亲子鉴定市场中属于中档的。北京朝阳医院医学基础研究中心的3600元报价，而北京华夏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报价是4500元。目前，有的民间机构为了抢占亲子鉴定这个越来越红火的市场，则竞相搞起了“促销”活动，每份样本从1200元降为600元，即一家三口做亲子鉴定的最低费用不到2000元。

　　婚外情调查方兴未艾

　　如果说亲子鉴定还是离婚浪潮衍生出来的正产品的话，方兴未艾的婚外情调查则应该算是离婚经济的副产品了。婚外情调查，主要是调查另一方有无越轨行为，意在拿到离婚的证据。

　　在接下一名30岁左右的女士要求为她搜集其丈夫“包二奶”证据的业务后，广州一家调查公司进行了调查。两天后，这家调查公司又接待了一名40岁左右的男士。调查员看到这名男士时大吃一惊，他就是自己这几天一直在跟踪的人。一开始，调查员以为是自己的“地下”工作做得不到家，被人家堵上门来质问的。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名男士也竟然是来此要求调查妻子“第三者”的。

　　这对夫妻的相互怀疑，在目前的夫妻当中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2004年8月，深圳市规模最大的婚姻心理咨询机构———深圳市康乐园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公布了一份统计报告：2003年7月至2004年7月一年间，在该公司受理的6000多例婚姻问题咨询中，由婚外恋而引发的婚姻问题占到了约80%。而来自上海、广州等多家婚姻调查公司的信息显示，以往妻子调查丈夫的占婚姻调查业务的7成，但丈夫调查妻子的比例今年以来明显上升，已经占到了4成以上。

　　如此多的夫妻对另一方是否存在婚外情感到忧虑，已经说明了婚外情是离婚原因中的重要元素。事实上，婚外情几乎成了婚姻破裂的第一杀手。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于2004年2月在成都成立后，其半年间接手的上千个维权案子揭示出一个惊人的发现：离婚原因中婚外情占80%，而婚外情导致的离婚率比10年前增加了30倍！

　　目前，上海共有30多家从事包括婚姻调查业务在内的私人侦探所，从业人员超过200人。而北京、广州、重庆和沈阳等地的规模更大，仅北京就有超过1000家私人侦探所。虽然婚姻调查业务仅仅只是这些私人侦探所的部分业务，但它们受理的案件高达8成是调查婚外情的。

　　据统计，婚外情比例最高的男士类型依次为：暴发户，占50%；有一定权势者，占20%；收入比较丰厚者，占20%；低收入阶层，占10%。不过，调查人群今年已经向工薪阶层扩展了。目前，近5成咨询者属于工薪阶层。因此，从婚外情阶层的收入结构中已经可以看出，婚外情调查的投入产出比不低。目前，婚姻类调查的“行情”是1000元/天，调查时间长的后期可酌减，一般一周左右“结案”，即每个婚姻类调查的总费用约6000元。

　　上海福摩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总探长孙颖俊说，一个案件收费从2000元到上万元不等，利润率超过30%。他们调查所一年可接到六七百个案件，年营业额近300万元。

　　婚前调查怕离婚

　　2003年，全国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已经高达133.1万对。正是因为对如此高离婚率的畏惧，使得一些尚未走进婚礼殿堂的准新人也开始了请调查公司对另一方的调查。

　　2004年情人节前夕，一名26岁的女子要求上海福摩斯咨询有限公司对他男友在情人节那天的行踪进行调查。她的男友说自己情人节那天要陪家人过，不能和她在一起。因此，这位已经和男友相恋4年的女子心生疑窦。半年前，她感觉男友有些不对劲，后经多方了解，得知男友在外面又结交了一名女友。在男友的恳求下，两人才重归于好，并租房同居准备结婚。因此，男友突然提出情人节不能一起过，又让她无法心安。福摩斯咨询有限公司两名调查员在情人节那天全天跟踪调查，发现她的男友仍和先前的那个女友在一起。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她的男友还赌钱。

　　资料显示，婚前调查在国外相当流行，而在中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随着人们交流空间的扩大，要求调查未婚夫／妻的年轻人渐渐开始多了起来。南京两家调查社透露说，这一两年来，婚前调查分别增加了5%和8%。由于准新人是希望通过婚前调查来确定自己即将与之结婚的伴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因而确实有些人因为侦察结果而取消结婚计划。

　　在调查公司接受的婚前调查业务中，除了准新人的相互调查外，岳父岳母调查准女婿、公公婆婆调查准儿媳的业务也不鲜见。与准新人更关心对方是否专一以及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异性亲密朋友相比，家长们要求调查公司做婚前调查的目的往往更实际，多是核实对方的工作、收入、为人和家庭背景。相对而言，要求调查对方家庭背景、财产状况的，一般以女性客户居多。

　　由于婚前调查毕竟只是有针对性地对某个单一对象进行调查，局限性非常明显，因此，专门为有意结婚的人设计婚姻的公司便应运而生。

　　“未来找个怎样的老公、媳妇，我们全力为您服务。”这是郑州市文化路上一家公司所打出的广告，他们的核心业务就是帮助准备踏入婚姻殿堂的人们设计出最佳的另一半。詹春云是深圳首批婚姻分析师之一。詹春云说，自己的职业就是专门针对人们的婚姻问题进行分析，诊断爱的类型、婚姻的类型，帮助人们认识自己和配偶，从而解决婚姻问题。

　　离婚公司操办离婚

　　安徽望江县人氏章权到南京六合落户后，与当地女子李丽结婚生子。不想李丽在外打工时红杏出墙，先后与两个男子同居。章权竟然打了8场官司，才得以与李丽离婚。

　　1985年，章权与李丽结婚，并生下两子。1995年，李丽外出打工时，先后与吴某、赵某同居生活。1995年10月17日，李丽向六合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与章权离婚。开庭时李丽未到庭，使第一场官司按自动撤诉告结。1995年11月15日，章权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要求追究李丽与赵某的重婚罪。但因章权手中缺乏证据，被迫撤诉。1996年8月4日，李丽再向六合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章权离婚。在答辩期间，雨花台区法院受理了章权诉李丽与赵某重婚刑事 #p#副标题#e#，判处李丽拘役3个月。受到刑事处罚后，李丽仍然在外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无奈，章权再与李丽打离婚官司，李丽又未到庭。1998年4月6日，章权以遗弃罪将李丽告上法庭，后章权主动撤诉。不久，章权将李丽与赵某重婚的情况向雨花台区检察院举报。雨花台区法院于2002年9月9日以重婚罪分别判处李丽、赵某拘役6个月，缓刑8个月。虽然此后六合区法院恢复了李丽要求离婚的民事案件审理，但法院不准予李丽与章权离婚，且二审维持原判。在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下，李丽才与章权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离婚协议。

　　从章权与李丽这对夫妻分手的艰难过程不难看出，离婚过程中的任何时点都可能会遇到困难。而且，复杂的离婚过程中，除了感情以外，还涉及到子女、财产等各种问题，而各人还都有各人的困惑。因此，不少离婚的人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此，专门帮人操办离婚业务的离婚公司应运而生。

　　在上海第一家专门服务于离婚人群的公司中，储备了各路“婚姻高手”为办理离婚的夫妻提供法律咨询。如果有特别棘手的问题，还会请专家进行“会诊”。

　　“当曾经的誓言随风而去，他向左走，她向右走……”当打开“南京离婚网”的首页时，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向左走，向右走”漫画首先映入眼帘。这家成立于2004年7月的网站，是由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创办的。

　　上海、南京、北京甚至南宁等地相继出现了帮人操办“离婚”的公司存在的事实，表明痛苦的离婚同样可以“造福”他人。

　　而从已有“离婚公司”提供的服务可以看出，中国的离婚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中国离婚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而且肯定还将受制于社会观念升级换代的进度。